中青报独家专访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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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2日，曲格平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说起环境管理问题，他眉头紧闭。贺延光/摄

在我国变革开放40年进程中，本年88岁的曲格平有几个“榜首”：他是我国建立专门的环保组织——国家环保局的榜首任局长，也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榜首任主任委员。

曲格平说自己干环保纯属偶然。1969年，曲格平调到国务院方案起草小组作业，其时日本产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情，周恩来总理对此高度重视，要求曲格平地点的组织研讨我国是否也有环境危险，曲格平承担起这个使命，从此与环境结下不解之缘。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全球初次人类环境会议，曲格平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那是新我国参加联合国后，我国代表团初次参加的会议。1973年，我国举办榜初次全国代表大会，曲格平缓会务人员印发了一期简版增刊，专门提醒我国的环境问题，令参会者轰动，由此揭开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前奏。

近来，我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独家专访曲格平，由他的视角记载展现我国留住青山绿水的弯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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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年前的一次讲演中，曲格平把他所代表的榜首代环保人比作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把环保这块巨石面向山顶，目睹巨石快到山顶了，却又倏然滑落到山底。

作为我国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全国人大环资委首任主任委员，曲格平见证了我国环境维护从无到有的全进程，但他一度颇感无法地说，“自己干了大半辈子环保，蓝天碧波好像总是得而复失。”

但是近几年我国环保呈现的一些活跃改动，让这位耄耋白叟的心情亮堂起来。最近的一个信息，更令他欢喜有加：2018年6月24日，中共中心、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维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定见》，勾勒出2020年之前，我国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波、净土保卫战的战略详图。

令曲格平感到振作的是，“这份高标准文件展现了国家建造美丽我国的决计”。他明晰地记住，我国环保范畴榜初次呈现高标准的文件是1978年12月31日。那天，中共中心批转了《国务院环境维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维护作业汇报关键》。

不为人知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暗地，中共中心转发的榜首个文件便是这份有关环境维护的。

曲格平近照

变革开放40年沧桑剧变，我国现已开展为国际第二大经济体。其间，有关“我国能不能打破先污染后管理魔咒”的争辩重复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的结论家喻户晓，为环境维护与经济开展的联系一锤定音，成为我国新开展理念的关键词之一。

比照40年间这两份高标准文件，给曲格平留下的形象是，新近那份召唤的言语多，最新的这份大多是实招，许多务实的举动是他当年“想都不敢想的。”

变革开放40年来，曲格平参加见证了从环境维护成为根本国策到环保法长了牙，从环保部分4次重组到升格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我国”成为建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环保“根本国策”到“美丽我国”

2012年11月底，曲格平在家里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

同为“80后”的斯特朗和曲格平相识于1972年。其时，联合国正在准备人类环境大会，那是各国政府榜初次一起聚集环境问题。作为大会秘书长的斯特朗特地飞抵北京，期望刚刚重返联合国的我国能参加那次大会。受周恩来总理的指使，曲格平等人组成我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一盛会。

这以后数十年间，斯特朗屡次拜访我国，退休后还曾长时刻居住在北京。2012年他与曲格平会晤时，这位我国通说，“你们刚刚完毕的重要会议，或许会给我国的环境维护带来史无前例的改动”。

曲格平回忆说，斯特朗所指的“重要会议”是我国共产党的十八大，这位国际友人敏锐地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宗旨陈述把生态文明建造独自成章，这在全国际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中都是稀有的。

回望变革开放40年，曲格平慨叹道，我国环境维护的进程与经济开展的节奏密不可分，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分，一些区域、一些职业并没有防止发达国家先污染后管理的老路。

与之并行的是，40年来，环境维护在我国方针层面从未缺席。

1985年11月，英国塔维斯托克宗族向我国赠送麋鹿。麋鹿原为我国特有物种，一度消失，英国塔维斯托克宗族曾在19世纪晚期将麋鹿从我国带回英国养殖。经商量后，该宗族于1985年送麋鹿回家。受访者供图

曲格平说，在文革左倾思潮影响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人们的观念里，“社会主义是没有污染的”，但其时的事实是，官厅水库、白洋淀、桂林漓江都已呈现严峻污染。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心批转《国务院环境维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维护作业汇报关键》中，呈现了这样的表述：“我国的工业根底还很单薄，污染现已如此严峻，完结开展国民经济生产规划大纲，工业和其他作业有了较大开展之后，那将成什么姿态呢？”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秩序逐步康复，进入城乡建造局维护部作业的曲格平觉得有必要把国家实在的环境问题反映给中心，所以在1982年做了一个斗胆的查询。

他提交的数据被以为“耸人听闻”：“环境污染和部分生态损坏的经济损失每年到达950亿元以上，占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4%。环境问题已构成对国民经济开展的严峻限制和要挟”。

曲格平说，这份查询陈述被送到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进行评论，一些被约请参会的专家以为，数据是站得住脚的。正是这份陈述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作出一个决议，要在1983年年头举办一次全国范围的环保大会，发动全社会重视环保问题。

曲格平记住，万里决议说，环境维护也是一项根本国策，像方案生育相同，有必要摆上重要议程，仔细加以对待。

1984年1月，全国环保大会宗旨陈述中宣告，环境维护是现代化建造中的一项根本保证条件和战略使命，是一项严峻国策。

在曲格平看来，这一决议在其时是件了不得的事。要知道，1972年我国代表团榜初次参加人类环境会议时，才真实榜初次接触到环境维护的概念，而在10多年后，环境维护就现已成为我国的根本国策。

简直又一个10年之后，1992年，当我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环境与开展大会时，现已有了不少被国际认可的环保成绩单。那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心、国务院公布了《环境与开展十大对策》，初次明晰我国要施行可继续开展战略。1995年，可继续开展战略正式被确立为国家战略。

从环境维护成为根本国策，到可继续开展成为国家战略，作为亲历者的曲格平以为，这在观念上是很大的行进，并与国际接轨。“但惋惜的是，一些当地在开展激动中，环境维护喊得多，做得少，要环境仍是要开展的争辩从未中止。”

真实让曲格平感到深入改动的，正如他的挚友所断语，我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的环境维护呈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

这期间，令曲格平形象深入的事情接二连三：甘肃祁连山生态损坏事情之后，有多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其间乃至有3名省部级官员，这在曩昔是极为稀有的。被喻为“环保钦差”的中心环保督察走遍了31个省（区、市），推进处理了许多大众身边的污染恶疾，着力纠正了一些当地“献身环境交换经济开展”的过错政绩观。

曲格平说，最重要的一个改动是，党的十九大陈述中，有关环境维护的章节愈加浓墨重彩，陈述提出要“加速生态文明体制变革，建造美丽我国”，并排举了一系列变革举动，从绿色开展方法、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环境监管体制变革，每一项都直指环境问题的要害。

从重拳管理淮河到打赢蓝天保卫战

中共中心1978年12月31日批转的《国务院环境维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环境维护作业汇报关键》，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并直接带来了桂林漓江的一场大维护举动。曲格平说，那或许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榜初次真实意义上的环境管理举动。

桂林山水甲天下，也是许多外国游客到访我国的览胜之地，但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企业依江而建，任意排污，漓江被严峻污染的音讯登上了国外的媒体。

曲格平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在得知漓江污染的问题后，专门作出指示，漓江要从速管理，不管理就功不抵过。1979年，国务院专门发文对桂林漓江的管理提出要求，最中心的内容是，沿江的37家工业污染企业悉数关停。

这一严峻举动在其时引起轰动。曲格平说，这大概是我国环境管理史上，为了保环境质量，榜初次大规模地关停污染企业。这一次重拳出击，为桂林漓江的开展奠定了生态根底，使其完全离别来自工业的污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维护处于建章立制阶段，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正式建立。自此，环境维护的方针、规划有了专门的部分来拟定、履行。

2017年8月19日，环保部强化督察（第十轮）第七组在河北省沧州市监察，沧州大化TDI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人在调整污水液位计浮子，并进行PH值试纸检测。我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李隽辉/摄

在曲格平看来，我国真实大规模管理污染开端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说，这与其时经济高速开展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虽然方针层面不期望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管理的途径，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建造，各地上项目、铺摊子热心急剧高涨，再加上其时全国乡镇企业的无序开展，致使我国污染问题加重，向天然过度讨取的结果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1994年7月，淮河产生特大污染事端，我国大规模环境管理大幕由此摆开。那个夏天，亢旱之后的几场暴雨，裹挟着淮河上游河道里积累多时的高浓度污染团，一泻百里行至下流，形成安徽、江苏两省上百万人饮水困难，水产养殖户赔得败尽家业。

曲格平说，国务院查询组在现场查询时，老大众打出了“官清水清”的横幅。淮河严峻的污染实际，使得国家下决计要管理淮河，并提出了1997年年末淮河沿岸一切污染企业一概要完结合格排放的方针，不合格的一概关停的铁令。

为保证治污的严肃性，1995年8月，国务院签发了我国历史上榜首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法令》，法令重申治淮的方针，由此敞开我国全流域、大规模管理的先河。

虽然有法规震慑，但一开端淮河治污并不顺利。曲格平记住，一些当地利税大户想不到会因为治污不合格而被关停，有的企业乃至叫嚣，国家不给钱，就不治污。直到接近关停大限，一些企业才觉悟，本来合格排放真的是一个门槛，跨不曩昔就得死。

1998年1月1日零时，国家环保总局宣告，淮河流域1562家污染企业中，有215家停产管理，190家破产、转产，还有18家因管理无望完全关停。

淮河管理大幕摆开后，国家继而挑选污染较重的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北京市和渤海等河湖、区域、海域等进行大规模管理。虽然从管理作用看，这些河湖、城市、海域的环境情况与碧波蓝天尚有距离，但深深触动了当地官员及企业人员，使其意识到环境维护已是一道生死线。

1998年国务院组织变革，许多部委退出历史舞台，令人瞩目的是，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

20世纪的头12年，在曲格平看来是我国环境维护压力最大时期。这一时期，支撑我国经济飞速开展的是一大批重化工项目，这些项目高耗能、高排放，致使动力资源全面严峻，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

作为长时刻重视环境问题的权威人士，曲格平曾在2005年痛心肠指出，“十五”规划中，二氧化硫和COD减排是一切束缚性方针中，没有完结使命的方针。

我国环境管理再次迎来大规模管理是2012年之后，这期间，国家环保总局在2008年重组为环境维护部，正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分。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举动方案》，显示了国家管理华北区域雾霾污染的决计，文件明晰到2017年年末，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要操控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是不可能完结的使命。

不为人知的是，早在这份文件出台前两年，曲格平曾专门给中心写了一份文件，主张支撑北京市处理大气污染问题，他着重，“京津冀治霾现已刻不容缓”。

这一次，《大气污染举动方案》不再是坐而论道，开端得到强有力履行。京津冀区域联防联控、冬天清洁动力代替、重污染天应急办法落地、筛选大批散乱污企业等一个个硬骨头，5年来都被啃下来了。2017年年末，京津冀区域交出一份可贵的蓝天答卷。曲格平点评道，大规模环境管理就应该打这样的组合拳。

许多环保人士注意到，党的十九大陈述中呈现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表述，曲格平说，这与曩昔提的“打好蓝天保卫战”虽只要一字之差，却显示了决策层要给老大众供给更好环境质量的决计与气魄。

2018年3月，环境维护部再次重组，更名为生态环境部，建造美丽我国成为重中之重。

环境维护法从“试行”到“长出牙齿”

曲格平既是1988年国家环保局建立时的首任局长，也是1993年全国人大新建立的专门委——环境维护委员的首任主任委员，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时刻间，他的责任多是法令，而在全国人大作业期间，他的作业多是参加环境资源的立法以及法令检查。而他对环境资源类法令的重视从1978年就开端了。

他回忆说，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榜初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宪法》。在新《宪法》中，初次列入环境维护条款，即“国家维护环境和天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有了《宪法》的根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力，作为其时的暂时办事组织，国务院环境维护领导小组在1979年年头建立了环保法起草小组。

曲格平是这个起草小组的成员，在许多环保法令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很快拿出了法令文本的送审稿，经国务院审定后，提交1979年9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维护法（试行）》公布施行，成为我国历史上榜首部环境法令。

曲格平着重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公布最早的少量几部法令之一，直接推进了我国环保作业的开展。

曲格平做了一个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是何时拟定”环境根本法”的呢，美国是1970年，日本是1967年，法国是1976年，英国是1974年，瑞典是1969年。他说，就时刻而言，我国环境根本法建造与一些发达国家比较并不晚，但不同在于，咱们有的法令条款不行硬，企业遵法本钱高，违法本钱低；另一方面存在有法不依、法令不严的问题。

1993年，曲格平“转岗”到全国人大作业，让资源环境法成为有用能的硬法，使一些有用的管理方式能以法令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他的法管理念与价值寻求。

从1993年到2013年，曲格平历任两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在两届任期内他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法两次修正，一部法令在如此短的时刻内修正两次是不多见的。

曲格平回忆说，1993年10月，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正主张被同意后，他提出，要做大修正，改动现有法令缺少束缚力的局势。修正草案提出“不同的城市要期限合格，污染排放要完结总量操控，要发放排污答应”等许多有束缚力的条款，但在征求定见时，有一些经济管理部分和企业界代表以为，法令太严，做不到。

修正草案在审议进程中遇到很大阻力，虽经环资委力排众议，但一些重要法令准则和规则未能归入1995年通过的修正决议中。

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环资委组成后，曲格平力主再次修正大气污染防治法，并归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时隔3年再对一部法进行全面修正，在新我国立法史上实属稀有。

1999年8月，环资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修订草案。曲格平在会议上说，审议进程中，一些部分和企业仍然对总量操控、排污答应和排污总量收费等规则激烈对立，但通过屡次解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整体上接受了环资委的定见，有关超支违法、总量操控、排污答应、排污总量收费等中心的环保准则终究在法令上获得严峻打破。

随后的环境维护法修正，更是充溢曲折。一向带着“试行”帽子的环境维护法是在1989年摘帽的，但这部环境范畴的根本大法，却一向没有列入修正议程。

2013年，曲格平脱离全国人大环资委岗位，但一向坚持对环境维护法修正的重视。他屡次呼吁，环境维护法施行20多年从未进行修正，其内容已难以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束缚，特别是环境违法本钱低一级问题一向遭到诟病，修法亟须提上议事日程。

但实际中，因为各部分对环境维护与经济开展的联系怎么平衡未能获得一致，环保法修正好事多磨。2011年1月环保法的修正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仍然激辩未止。

曲格平记住，2012年下半年，环境维护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向社会揭露征求定见时，这份遵从“小修小补”准则的草案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批判，一个月内就收到9000多名网友的上万条定见。

曲格平说，许多学者找到他，言辞恳切地说，这样的“小修小改”会白白浪费等待了20多年的修法时机，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改。他向有关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定见，期望能有一部立得住的环境根本法出台。

这一版环保法修正案草案被暂时放置。曲格平说，起色呈现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造和“五位一体”的执政思路，学界敏锐地意识到，环保法修正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改动。

2013年，环保法修订，再次列入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日程。曲格平记住，那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形成了一致，环保法的修正要大步行进，不能再小打小闹。这一年的6月，环保法修正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一审稿比较，二审稿在加大违法处分力度、强化监督等方面有了打破。二审稿草案再次向社会征求定见，有800多人提出2000多条定见。

一个严峻改动是，提交审议的三审稿草案，从“修正案草案”变为“修订案草案”。2014年4月，四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对于老环保法，新环保法中只要两条一个字未改，其他45个条款悉数做了修正，此外还新增了23条法令规则。修正起伏之大史无前例，许多被学界力推的铁腕治污手法被吸纳为法令。为改动老环保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分力度低的局势，新环保法引进按日计罚、环保部分可以对形成严峻污染的设备查封扣押等严峻手法。

对环境维护法修正的整个进程，曲格平继续重视，他欢喜地看到，社会各界都在重视着这部法令的修正，学者和社会组织都活跃建言，为拟定一部“有牙齿”的环境维护根本法奉献才智。正是有了这部有力气的法令，令一些排污者付出了较大的价值。

2012年，曲格平撰文说，要充分认识环境管理的长时刻性、全局性、复杂性，做好全面查询与危险评价，还要做好生态环境维护长时刻管理的路线图和时刻表。

2018年6月中共中心、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维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定见》，在曲格平看来，这便是一份带有久远眼光的、方针明晰的时刻表、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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